《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ca88手机版 1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ca88手机版 2

作  者: 王明珂 著

作者:王明珂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 2008-12-1字  数:
200000版  次: 1页  数: 274印刷时间: 2008-12-1开  本:
16开纸  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3378708包  装: 平装所属分类:
图书 >> 历史 >> 民族史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辑推荐:

副标题: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

  王明珂洞察族群认同与共同体意识之间微妙的关系,在中国民族学田野报告的传统方式之外,开阔了报导与阐释双管齐下的方法学。这是一本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的作品,很有价值。

出版年:2008-12

          许倬云(著名历史学家)

页数: 304

  我们这个时代学术中最重要之事,莫过于指出,以定居的乡土格局来形容中国社会是有问题的。中国乡土定居性理论抹杀了我们历史经验中的许多另类元素。本书为我们呈现了汉代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诸种形态,使长期被我们视作他者的匈奴、西羌、东胡及其后裔,成为我们的自我认识的一个步骤。

ISBN:9787563378708

         王铭铭(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

厦大图书馆馆藏信息

  没有哪个古代帝国的周边,拥有像中国那样多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哪种文字中留下像汉文一样对于游牧民族的丰富记载;然而当下游牧民族研究却是西方、俄国或日本学者的领地。当读完这部非凡拔俗的著作后,我们可以略感自豪地宣称,游牧世界的研究中终于增添了一份中国经验从理论到微观。

个人评价:☆☆☆☆

        罗丰(宁夏考古所所长,考古学者)

王先生说过,本书算得上是他的另一部影响力更大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之姊妹篇。如果说后者聚焦于“华夏边缘”各族群与他者相异的自我认同,以此来理解“华夏”或“中国人”之内涵的话,前者则关注另一方——与“华夏”并存互动之北方游牧部族,从他们的经济结构之缺点来理解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华夏”统一政权(或此后的中原王朝)的互动行为模式等。

  作者既解构了旧史家的片面记载,又谨慎地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自己不要走过头。作者基于多年来对游牧社会的亲身观察和体验,加之对中国历史文献、考古材料的熟悉,本书可以说是王明珂一部更加宏观的著作,是一部跨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经典制作。

和王的其他著作思路与叙述结构一样,本书也遵循开篇相关理论梳理——中篇史事(即所谓“历史表相”)诠释理论——后篇总结收尾三个基本环节。全书精华在于作为游牧社会研究理论概述的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理论诠释实例的三章“草原游牧的匈奴”和理论总结的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体现在以下几点: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

1.
游牧社会研究理论与研究现状概述:本书开篇对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游牧研究理论与现状作出罗列梳理,指出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non-autarchy)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定义“游牧”与“专业化游牧”之联系与区别;游牧经济的各种辅助性经济手段(与外界和定居人群之互动)、游牧之社会组织形态与文化传统等。开始的理论的铺垫,让观者在进入“历史表相”(北方游牧部族与汉帝国互动历史)时已建构起初级的理论范式。

内容简介

2.
考察游牧社会族群与汉帝国互动之“历史本相”,而非“历史表相”:作者并非如观者预想地那样,只是考察汉帝国与周边游牧部族,如匈奴、羌、鲜卑与乌桓之间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即所谓的“历史表相”。他关注的是“历史本相”,或我们所说的历史本质,更具体来说,就是周边游牧部族(正北的匈奴、西北的羌与东北的鲜卑和乌桓)——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态与社会组织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模式,这些都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

  本书探讨的对象是华夏最古老的一个边缘华夏北方边缘。作者以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成果及思考取径,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早期中国北方多元的游牧社会作一新考察。作者指出,汉代中原王朝与其北方游牧部族的互动曾造成三种不同的华夏边缘,也是三种人类生态本相蒙古草原的匈奴、甘青高原河谷的西羌、东北森林草原的鲜卑与乌桓。后来在历史上发生的一些模式化历史事件,许多都可溯及形成于汉代的此三种华夏边缘。作者期望通过情境化与反思性的历史知识,形成对当前中华民族体制下汉﹑满﹑蒙﹑藏等民族历史关系的一种新体认。

3.
提出周边游牧部族与“华夏”统一政权(或此后的中原王朝)互动的两个“历史本相”:一是蒙古高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二是更基本的,中原王朝所维持的资源边界。“历史本相”虽然决定“表相”(历史事实),但作者仍强调历史中“人”的行动抉择,即“人”突破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等种种“结构”边界的意图与作为,能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作者简介  王明珂,1952年出生于台湾。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教于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等。主要从事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由过去的
戎狄蛮夷到今日少数民族的历史人类学探索。1994至2003年间,多次到川西岷江上游山间,从事累计约一年的羌族田野研究。2003至2007年间,多次到四川、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考察当代环境与牧业。目前进行康藏之族群与文化研究,以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主要的学术志业为:藉由对种种历史记忆、文本、表征之分析,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探索古代华夏与华夏边缘之形成过程,及其历史演变,以此建立具反省与反思性的历史新知,并期望此历史知识记忆能促进人群社会之公平、和谐与共荣。主要著述有《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4.
诠释匈奴与汉帝国互动模式之精彩:本书以历史事实来阐释匈奴社会政治组织要求与游牧生态、经济模式之矛盾,具体表现在为了威慑定居人群或其他游牧、半游牧部族,国家必须有且维持一支随时可出的军队,这必然会破坏各牧民、牧团的季节活动及影响其人力运用。匈奴牧民相当程度地受国家及国家行动影响,而不能自由自主地决定其游牧事宜,更难以应付突来的环境变化。并从两者经济形态并非互补性来说明汉匈间爆发冲突战事的必然性。

目录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作者对汉帝国周边三种游牧形态与族群的分析是不平衡的:明显匈奴篇幅长且分析全面,西羌和鲜卑、乌桓则很薄弱,而且更多的是根据史料对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客观描述,缺乏匈奴篇那样的逻辑理论分析,特别是对解释羌人为何没有形成集权式政治组织应对汉帝国掠夺方面,叙述与前提理论存在一定矛盾之处。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寻求跨越历史学与人类学“边界”的著作,可以说是让我们了解西方人类学游牧理论的“桥梁”与本土化“诠释”之作。

序自序与谢词前言研究文献回顾本书重要议题及章节第一章 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自然环境
 畜产种类及其动物性 畜产构成 游牧与其移动模式 游牧生产、分工与消费 辅助性生业:狩猎、采集、农作、贸易、掠夺 游牧社会组织:家庭与牧团 游牧社会组织:家族、氏族与部落 分枝性社会结构、领袖威权与外在世界第二章
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有关欧亚大陆游牧起源的一些问题 考古学有关中国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研究讨论 公元前至前世纪中国北方的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环境、经济生态与人类社会第三章 草原游牧的匈奴 游牧国家问题 地理与自然环境 匈奴的游牧经济 游牧经济下的匈奴国家与社会 匈奴牧民在国家与部落间的生存抉择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河湟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态 河湟羌人的游牧经济 羌人部落及其社会 羌人牧民的生存抉择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秦汉时期辽西的地理环境 乌桓、鲜卑的游牧经济 乌桓、鲜卑的部落社会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魏晋隋唐的中原王朝与炎黄子列
 汉代以后游牧部族与中原帝国的互动 游牧国家兴衰:历史循环论. 历史本相与表相结语
边界移动抉择参考书目索引

延伸阅读:

拉铁摩尔(美):“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巴菲尔德(美):“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

以下是推特读书笔记汇总:

第一章:游牧经济与游牧社会

游牧是人类对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适应,因此各种不同纬度、地形与植被环境的游牧皆有其特色。也因此,游牧的多样性(nomadic
altenatives)是人类学游牧研究的重点之一。

游牧社会研究分野:欧美集中在东非、西北非、阿拉伯、西、中亚,长于深入观察,作细腻的民族志描述与理论探讨;苏联人研究较宏观,长于结合多学科,进行历史深度的理论探讨。共性:强调游牧是一种与环境资源、人与动物相互依存、人群社会组织与结构、牧民与外界关系相结合的人类生态。

哈扎诺夫的《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non-autarchy)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人群有各种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

哈扎耶夫:“基本上游牧的生产方式不能自给自足,它不能离开辅助性经济活动,也不能脱离人们为克服经济片面性而从事的政治与社会活动。”由于无法自给自足,因而游牧人群需要以其他生业(如农业、采集、狩猎、贸易或掠夺等)来补足。

生态与资源配置造成社会组织分野:农业、采集、狩猎与生计性掠夺,主要在本地生态区内获得补足资源。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西羌)较倾向于结为一个个平等自主的小型游牧群体,只在必要时暂组成较大群体;贸易和政治性掠夺,则是向外扩张以获得资源,以此获得辅助性资源的游牧人群(如匈奴与鲜卑),其所接触的多为定居城邦、国家或不同环境生态之游牧群体,涉外事务较复杂,因此需要他们组成较大、较复杂的政治组织与之对应。

北方人群为适存于华夏边缘形成的资源情境,在秦汉时逐渐发展成种种专化游牧生计,并配合着特定社会政治组织与汉帝国角逐资源:草原、高原河谷、森林草原三种环境中的游牧人群,其游牧生计及其与汉帝国间的互动皆成为一种模式,在往后的中国北疆历史中延续与变迁。

在西北及西部青藏高原东缘,即西羌地界,历史上本地游牧人群多处于分裂型结构之“部落”中,不断进行各部落间的争夺与讎报,难以产生大的游牧汗国;正北的蒙古高原则不断产生中央化、阶序化的游牧“国家”,以掠边、和亲、岁给、供赐、关市贸易尝试突破华夏之资源界线;东北的森林草原游牧人群的“部落联盟”,则吸收各种生态背景之人群,包括汉人,以此混合人群、政治体制,他们在历史上一波波西移、南移,争夺较优农牧资源、或有时得以入主中原。

游牧,从最基本层面来说,是人类利用农业资源匮乏之边缘环境的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利用草食动物之食性与它们卓越的移动性,将广大地区人类无法直接消化、利用的植物资源,转换为人类的肉类、乳类等食物以及其他生活所需。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这是一种单位土地产值相当低的生产方式。

移动以及随时作有关移动的抉择,是游牧社会人群适存于资源匮乏且变量多得边缘环境的利器。移动,使得他们能利用分散且变化无常的水、草资源,也让他们能够及时逃避各种风险。必须经常移动,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如在财产方面,他们不宜拥有太大太多的物质财产;注重土地资源的使用权,而相对轻忽土地领域之所有权。由于常要及时移动,且有能力移动,所以各个小单位人群(家庭或牧团)都需拥有行动的“决策权”,即他们要能为生存自作抉择。在空间上的经常移动,也影响他们在社会结群上的“移动”。

由于需要因环境变化(地形及水、草资源之多寡与分布状态),一起迁移的人群时大时小,因此各层次的社会认同与人群亲缘关系也经常“移动”。此种移动表现在大小、聚散无常的部落形态上,表现在相当有限或多变的领袖威权上,也表现在人群之共祖血缘记忆的易变化上。

一个由亲戚组成的牧团,在水草资源发生困难时分裂成数个更小的群体,各走各的路线以求生。一个部落为了逃兵灾而移牧到别的地方,与收容他们的部落联合,并在部落记忆中找到彼此共同的祖先。一个大部落在遭受重大军事挫败时,各小群体分裂各自求生,无需讲求“战至最后一人”的军人荣誉。

与“移动”相关的是“信息”。游牧之生活环境中多变量,因而牧民须随时观察、搜集各种“信息”,以作出下一步的行动判断。各种日夜天象,都提供牧民判断其游牧行止的基本信息。此外,牧民之相互沟通、交换所得信息,从途经集市获得信息,从远方旅人口中更能获得许多珍贵信息。

只有学会如何“吃利息”(乳),并尽量避免“吃本金”(肉),游牧经济才得以成立。更不用说,在游牧地区的险恶多变环境中,畜产可能在一夕之间损失殆尽,因此牧民倾向于保持最大数量畜产以应灾变。

我们今日知之较详的游牧社会资料多采集于20C上半叶或70年代以前。此时国际羊毛羊肉市场已大大改变许多欧亚草原牧民的生活,被纳入各国家体系中,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与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许多游牧风险。在此情况下,牧民对于其牧产较有“盈余”的概念,因此“食肉”自然较以往普遍。

无论男女老少,人们在一年绝大多数时期都十分繁忙。且由于环境变数大,许多工作虽然都有男女性别或年龄分工,但所有的人皆需要适时地投入任何工作中,以及随时作出行动抉择以应对突发状况。也因此,“制度”、“结构”与“文化模式”等人类学概念在游牧社会中最易受到挑战。

在生产、分工与消费角度,牧人不像农人因生产工具短缺而受制于他人,且不会固着于土地,对他们而言,土地使用权远比所有权重要;牲畜是牧人的衣食之源,也是再生产成本,畜产无法计算盈余,且无法囤积。这些都区别于农业经济。

在家庭分工方面,由于工作的突发状况很多,虽然日常有年龄性别分工,但亟需人手时,任何人都要投入工作中。因此,在游牧社会中,女人都需要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因而家庭、社会地位较高。

在社会阶序化程度上游牧社会都远不如农业定居社会,两个因素造成游牧世界的“平等自主性”(egalitarian),其一,畜产财富不易囤积,,且再多畜产也可能突然归零;其二,即使有富有牧主能将畜产转为城镇财富(如屋田),但也使他们定居下来。另一种情况是,牲畜少的贫苦牧人经常放弃游牧,落入定居城镇成为劳工。此两种情况导致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牧人离开游牧,也使得许多游牧社会中牧民财富较为平均。

农人生计依靠前储或外来接济借贷过活,等待收成及照料都使得他们无法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因此也依赖本地社会体系所维系之秩序。相比而言,游牧者收成可日日为之,无需等待,是“由手到口”(抓来即食)的生计模式;游牧畜产的移动性也使得牧者可逃避各种风险与外来控制。

在生存资源竞争中,游牧基本生产单位人群又不得不与他者结为更大的团体来争夺与保护资源。在如此矛盾下,常见的解决办法便是“分枝性结构”——层层由小而大的社会结群,一种经常性“社会结构”,因应对外来敌对力量大小而面临临时凝聚为或小或大的群体,聚散无常。

一游牧社会人群是否能维持其内部之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与其生态领域大小、性质以及周边涉及的“外来人群”性质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各层级部落领袖是否存在与其威权大小,一方面因本地游牧经济形态而定,另一方面也视牧民在此经济形态下与外在世界互动关系而有不同。与外界关系愈密切,特别是与国家政权下得定居群体关系愈密切,“部落”组织愈重要、愈具体,其领袖也较具有政治威权,结合为那一级“部落”也因外界敌对势力大小而调整。

愈在极度匮乏或变易的游牧环境中,牧民“游牧”生计活动愈远离定居人群及其政治组织与威权,最基层的游牧家庭与牧团愈能够独立自主——这就是有些人类学者所说的“纯正德游牧人群便是贫苦的游牧人群”.所谓“纯正的游牧人群”是指每一游牧基本生产单位均能独立自主的游牧人群。

学者所称的“游牧”一般指“专化游牧业”(specialized nomadic
pastoralism),这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以特定动物(或多种动物组合)来利用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这种游牧模式因最宜于人类利用当地环境生态,成为一种稳定且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经济生业。

第二章:中国北方游牧社会的形成

关于游牧起源,最传统的观点大多基于农业社会人群优越感,将其当作是人类由狩猎进化到农耕的一个中间阶段。这些看法并非建立于考古学证据上,而主要是学者观察到当代某些游猎人群蓄养动物之行为,而作出如此推论。

由春秋至汉代,中国北方混合经济人群的社会经济变迁并非走向“纯游牧”,而是走向“专化游牧业”——一、因应各地环境而选择特定游牧方式;二、从事能配合游牧的辅助性生计活动,并因此与内外人群产生互动;三、产生能与游牧及辅助性生计活动相配合的社会组织。

内蒙中南部、西辽河流域、燕山地区与大小凌河流域,公元前1500年以来人类生态变化趋势可归为:1.受气候变迁及欧亚草原文化传播影响,人们在生计上逐渐向畜牧化、移动化与武装化变迁;2.吸收公元前9世纪以来逐渐成熟的游牧文化如制酪与骑马,各地人群尝试适宜其环境的游牧或以牧业为主的混合经济;3.草原边缘畜牧化、移动化、武装化部族,向南方陕、晋、冀等地农业定居邦国争夺资源,导致华夏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华夏凝聚力量并扩展巩固其北方资源界限,迫使界限外部族进一步游牧化。

在环境变迁影响下,黄土农业边缘人群的选择与创造力表现在他们逐渐降低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或根本放弃农业,或迁离故土。他们选择及尝试不同的生计手段,不只为适应自然环境变迁,也为了生存于竞争激烈、暴力充斥的新社会情境之中。

在此情形下,“移动性”生计手段(游耕、游猎、游牧、贸易、掠夺)是较适宜的选择。特别是游牧,不仅能让人及其主要财产及时脱离危境,并能利用人不能直接消费的植物资源。他们尝试选择不同牲畜组合,不同季节迁徙模式,并选择相关辅助性生计,并为此发展特定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

专化游牧业指在特定环境中,人们赖驯养草食动物之食性及移动性来利用水草资源,以畜产满足其主要生活所需,以其他生计手段获得补充性生活资源,因此产生的特定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模式。为持续以上营生,大部分专化游牧人群都需要尽量避免食用畜肉,多利用动物的皮毛、乳制品、牵引力等。

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的气候变迁,是造成北方人群游牧化的重要原因。在农业根基深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此波气候变迁虽未造成以农业为根基的社会文化中断,但本地人群也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上作了新调整——商周政治体可视为对外获得资源、对内进行资源阶序分配的新社会政治体系。

商周王朝及其属邦与北方山岳、草原地带诸部间的经济往来仍很密切,到西周中期以后,北方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农牧资源之势愈来愈强,华夏认同与华夏边缘才出现并逐渐强化。西周亡于戎祸不只是一个偶发的政治事件,它是早期游牧或混合经济人群往南争夺资源的一个历史表征。

西周亡于戎此一事件,被强化为凝聚华夏的重要历史记忆。“诸夏”(华夏诸国)或独自或联合驱逐戎人,以维护及扩张其北方资源界线;各国所建的长城,便是华夏强力主张与维护的北方资源边界的具体表征。

战国时代北方诸夏对戎狄的征伐,使得邻接诸夏的部分游牧人群失去栖地,北迁至更不宜农业的地方。秦汉帝国成立后,进一步向北和西北方拓土,被拒于华夏资源边界外的北方各部族,一方面被迫走向宜其环境的专化游牧业,一方面尝试建构新的社会组织来适应此游牧生活,并以之抵抗或突破分界。

公元前3到后3世纪,便是北方游牧人群在生计、社会组织上作种种调整与创作的时期:蒙古草原与晋陕北的部族,发展草原型牧业,并集结为游牧国家,以向长城以南争夺资源;辽西地区部族发展其森林草原型牧业,组成部落联盟与南、西争夺资源;西方河湟部族则据其河谷,以暂时性联盟护土。

一个以共同部落名号及共祖记忆凝聚的游牧部落,其历史可能很久远,但其族群范围、边缘与内部成员可能因情势而有相当变化;这种situaional
echnicity最常见于游牧社会中。为了适应多变的生活情境,他们可能通过改变祖先谱系记忆来接纳新族群成员,或脱离原先群体。

不为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所困是游牧人群的生存原则,也符合广义的游牧社会之“移动”法则。据中国文献记载,当汉代北匈奴溃败西迁,鲜卑部落联盟西移占领了北匈奴遗下的牧区,此时十万落(户)未迁的匈奴牧民都成为鲜卑,此即为一个明证。

第三章:草原游牧的匈奴

从文献记载看来,蒙古高原周边草原与山岳相接地带是匈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汉帝国军队出塞攻击,与匈奴的军事接触大多在涿邪山(阿尔泰山)、浚稽山(戈壁阿尔泰山)、燕然山(杭爱山)、狼居胥山(肯特山)等地。此外,鄂尔多斯高原与河套北的阴山也是其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森林作为匈奴人猎场,为其提供生活所需木料。他们制作弓矢、穹庐木架以及车轮,均需取材于此。山区还为匈奴人提供森林和可猎得的禽兽,是其夏季牧场与过冬之所。西汉末,匈奴牧地有部分接近汉帝国张掖郡,汉请匈奴割地予汉,匈奴拒绝的理由即为“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

一个游牧社会内部各人群“平等自主”的程度,与其环境资源之形态、多寡、稳定性以及该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关系之紧密程度,皆有密切关联。事实上,资源问题最后仍归结于其对外关系;因此,对外关系最能影响一个游牧社会的平等自主程度。

简单而言,愈是在不赖外界资源,而每一基本游牧社会单位(家庭或牧团)皆自产自用之经济生产模式(domestic
mode of
production)下的游牧人群,愈能够“平等自主”。相反的,愈需要由外界得到资源,因而与外界接触较多,如此的游牧社会需经常维持高层次的政治结构(如部落、部落联盟或国家)以应对外在世界,因此其下的游牧人群就愈不容易保有其“平等自主”了。

匈奴国家机构为其牧民经济生态一部分。为了威慑定居人群或其他游牧、半游牧部族,国家必须有且维持一支随时可出的军队,这必然会破坏各牧民、牧团的季节活动及影响其人力运用。匈奴牧民相当程度地受国家及国家行动影响,而不能自由自主地决定其游牧事宜,更难以应付突来的环境变化。

匈奴军队大多率“人民畜产”共行,无法也无需像汉军那样依赖长程补给。人畜同行,又熟悉水草资源分布,可以解决军队补给问题。但是这样的军事活动必然会扰乱许多牧民的季节放牧活动,对匈奴游牧经济造成很大的打击。春季牧草不丰,经历一冬后,牲畜羸弱又有刚生的幼畜,此时为了战争而调动、聚集牲畜,结果很可能是即使赢得战事,在畜产上也会有很大损失。

为了应付战争,大集团游牧可能早在匈奴时期即已出现。匈奴经常遭受天灾或战祸而有大量人畜死亡或被掳,很可能是因为大集团游牧模式使其人畜相当集中,因而减弱了游牧的避灾功能。

草原游牧经济中的匮乏,使得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需赖辅助性生业来补足;华夏以帝国组织与力量来垄断较丰富的南方资源,并设置资源分界线。匈奴人为了生计而行的掠夺,只是一种人类生存动机下的无奈选择。

两种不同功能的游牧人群掠夺:生计性掠夺与战略性掠夺。前者为直接获得生活物资,是游牧经济生态一部分,必须配合游牧的季节活动,一般行于秋季或初冬,此时牧民一年工作大体完成,士强马壮;后者则为了恐吓、威胁定居国家以遂其经济或政治目的的攻击行动,经常在一年四季不定期发生。

由文献记载看来,匈奴国家有能力保持一年四季不定期可出动的军队与战力,但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游牧人力短缺,因国家集中化而违反游牧时令,避灾能力下滑,如此常造成畜产、人民惨重损失。为了遂行国家战略性劫掠,匈奴似乎更需由劫掠中增添、补充牲畜及游牧人力,而非传统认为的农产品。

对外掠夺与贸易是匈奴取得补助性资源最普遍的途径,然而两者在匈奴游牧经济中有其内在矛盾。稳定的贸易关系需建立在可预期的生产、盈余和消费上,在双方和平互信的环境中。但匈奴一方面无法稳定供应“盈余”畜产,另一方面他们常以掠夺来补充畜产,如此也破坏了汉匈间的和平与互信。

汉匈战争的必然性:在汉帝国方面,汉廷只是借着“开关市”来作为笼络、安抚、补贴匈奴游牧经济劣势之手段,而非在内部促进对匈奴畜产的需求以合理化此贸易交换关系;因无需求,所以汉帝国经常以“闭关市”来作为对匈奴的政治惩罚手段。

匈奴为维持一支能随时出动,攻击汉帝国的军事力量,显然严重影响到游牧人力支配。为解决此人力问题,匈奴可能有两个途径:1.对外掳人以补充其人力,文献记载匈奴对外掠夺时常掳人民而去;2.采大集团游牧方式,可谓精简人力,但违反游牧经济之分散原则。史籍记载匈奴畜产常大批死于灾变,或被汉军大量俘获,应与此有关。

约从公元前129年始,汉军对匈奴出击大都选在春季。对任何游牧人群而言,初春都是最艰苦而不宜长程迁徙的季节。汉军此种几近恶毒的战略,必然迫使许多匈奴牧民在不宜聚集和长途迁移的季节,毫无选择地驱着牲畜逃避兵灾,或聚集于“千长”、“万骑”领导下与汉军作战。

显然,国家军事动员与战争发生的季节,都让匈奴牧民毫无选择。我们在历史记载所见的,只是汉军杀敌及掳获的匈奴人畜数字而已。事实上,汉军此种春季出击造成匈奴人畜损失应远大于此。

匈奴之“国家”为后来活动于蒙古草原的诸游牧部落立下一个范例:以“国家”之组织力量,对内划分各部草场以避免内耗,对外与周边森林游牧、混合经济及农人聚落人群互动,而从掠夺、贸易、纳贡、抽税及胁迫赐予中获得外在资源。

两个关键因素影响草原帝国发展:1.无论如何此国家仍奠基于游牧社会中,国家造成的政治权力“集中化”与社会贫富贵贱“阶序化”,不断受到游牧社会“分枝分散性”与“平等自主性”的挑战;2.以草原为基的游牧帝国主要对应于南方中原帝国的资源封锁线而生,其存在主要功能之一在于突破此资源封锁线。因此,当此线有某种程度开放时,靠近长城的草原部族反而愈来愈依赖长城内资源,而在经济生态与政治利害上难与北、西部诸部同心同德。这造成匈奴内部分裂和南匈奴附于汉帝国。

第四章 高原河谷游牧的西羌

美国人类学者萨林斯对部落(tribe)的定义或许能代表学界普遍看法:部落是一种其内部群体间不准相互报血仇的亲属群体或社群。然而,就因为部落以“亲属血缘”关系为骨干,所以其内部常有循此亲属关系的次部落群体,他们相互间难免有敌对关系——这是“分枝性社会结构”的一种表现。

西羌的分枝分散性部落社会结构,表现在他们与汉帝国的交锋上便是,羌人各部只能结为暂时性部落联盟,且每次结盟前须先解除宿仇、换质。战争结束,此联盟即瓦解,各部又回到为生存资源的争夺、争战中。在这样的分枝性社会结构中,每一小社会群体(牧团、小部落)都为其命运自作抉择。

然而,虽没有国家组织,并不表示羌人容易对付。事实上,汉帝国为了羌乱付出极大代价。他们不曾要求开关市、和亲,无“王”可控制各小部落群体行动。羌乱是东汉政权覆亡的重要诱因。

河湟地区高山谷地的地理封闭性,使羌人难以发展对外关系以取得辅助性生活资源,其竞争对手都是其他羌部落。无止境部落战争使得各部互相猜忌仇恨。在如此生态下,任何超部落政治结合都很短暂。相当讽刺且不幸的,汉帝国最后以灭种屠杀来解决“羌乱”的将领段颎,其主力部队也是羌人部落。

第五章 森林草原游牧的乌桓与鲜卑

当一个游牧部落与定居城镇、国家关系愈来愈密切时,由于涉外关系变得既多且复杂,代表牧民对外交涉的各级领袖政治威权会被强化。中国史籍记载,在檀石槐时代之后,鲜卑各部落联盟大人开始世袭,也就是其统治威权及地位可以传给子孙。

除了以上背景外,汉帝国中央化王权与阶序化的臣僚统御组织,自然也是乌桓、鲜卑领袖们可以效仿的。汉朝廷以自身观念对待来降的乌桓、鲜卑首领,譬如封他们的渠帅为王侯,如此也可能强化了各级领袖的威权。

第六章 游牧部族与中原北疆历史

游牧部族社会在春秋战国时形成于黄河流域以北及青海东部,他们与华夏帝国相生相成——早期混合经济人群南下争夺资源,促成华夏以帝国来保护南方资源,而华夏帝国隔断南方资源又迫使北方人群全面游牧化。例外的是西北方的青海河湟地区,此地人群的游牧化与华夏帝国的形成基本无关。

秦汉时,北方与东北方游牧人群以不同的政治社会组织一方面行其游牧,一方面设法突破华夏帝国的资源封锁线。西北方河湟羌人,则以其本地游牧政治社会组织来抵抗汉帝国的入侵。不同的经济生态、生存策略,造成我们历史上见到的匈奴“国家”、西羌的“部落”以及乌桓、鲜卑的“部落联盟”。

不同地理环境的游牧人群,四百年来以不同的方式与汉帝国互动,其过程与下场也相当有异。草原游牧匈奴一部分往欧亚草原中西部迁徙。留在蒙古草原的各部有部分(南匈奴)南下依于长城,在塞外游牧,与汉帝国政治经济上往来密切,相对的,他们与漠北部族关系日益疏浅,匈奴也分为南北两部。

森林草原游牧的鲜卑、乌桓各部倾向于往南、往西发展;他们一方面进入漠南的蒙古草原,争夺草原上的游牧资源,一方面努力突破长城资源封锁线以得到南方资源。与华夏帝国在资源线周边的紧密互动,对他们的社会组织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西北的羌人,在汉帝国对其一再的征伐与强迫迁徙下,部分移徙关中或近边塞地区,以农牧混合经济方式生存于新资源环境中;河湟至青藏高原东缘的羌人则仍在无止境的部落战争之中。这样的局面,在汉代以后重复发生,至于明代。

除了军事征伐外,为了彻底解决边疆纷扰,汉帝国允许或强迫部分游牧部族移居帝国北疆内或近,以便就近羁管或替帝国守边。如此,华夏北方资源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北族开放。迁入北方诸郡的各部仍然聚族而居。为了应对周遭世界,部族领袖威权大增,这些家族愈来愈像北方的华夏巨姓门阀。

他们一方面有游牧部落组织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从华夏士大夫那儿习得一些治国安邦之术,因而得在乱世中吸收许多需要保护以维系生存的流离百姓,建立割据一方的政权。如此,在东汉帝国灭亡后的乱世中,匈奴、羯(匈奴支裔)、羌、氐、鲜卑各部先后建立过政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秦汉“华夏帝国”转变为隋唐“中原王朝”的关键时期。帝国性质的转变主要是部分匈奴、西羌和鲜卑部族迁于塞内,他们吸取华夏文化中糅合儒、法的礼仪教化与治术,配合原有游牧部落与部落联盟等组织概念,尝试建立兼治长城内外之民的政权。

如此,当统一帝国再度出现时,新成立的隋唐帝国统治者在王室血缘上、在对待长城以北游牧部族的策略上,都与秦汉帝国有相当的不同。唐帝国的历史显示其不只是一个由华夏建立的帝国王朝,而是一个接纳、混合各方传统的新王朝,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原王朝”。

当然,隋唐及此后各个中原王朝之民,主要还是华夏或汉人,然而“华夏”内涵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北族汉化进程,华夏或汉民族吸纳了许多长城以北及西北游牧部族之民。一个更具意义但常被忽略的变化是,在华夏或汉族祖源记忆上,他们由“黄帝之裔”成为“炎黄子孙”。

汉晋时,炎帝并非普遍受攀附的英雄祖先。隋唐时自称为炎帝神农氏后裔的贵胄家族逐渐增多。在华夏祖源记忆中,炎黄并列日益普遍。攀附炎帝为祖源,中古时许多北族以此别于自称黄帝之后的华夏家族;华夏逐渐普遍接受“炎黄子孙”记忆,也表示此时华夏认同中已容纳许多来自华夏域外的族群。

隋唐至于清代,历代建立皆为“中原王朝”,有其一般性质如建立于儒法传统上的官僚体系与治民之术,也有各个时代特色,如辽宋金元清。无论如何,长城以南资源领域是各王朝基础;历代统治者所为都是维护、扩张此资源领域,并在内部行资源阶序分配。异族统治时期,统治者仍坚持资源界线。

草原帝国兴衰方面,拉铁摩尔以机动力(mobility)与财富(wealth)之此消彼长来解释其历史变化:一个游牧政治群体征服并统治中国,便逐渐丧失草原部族优势(机动力),并安于农业定居生活。而当对定居人群剥削达到某一程度时,他们不是亡于内部叛乱就是亡于新兴北方部族入侵。

中原强大王朝出现,可控制并垄断财富资源,让北方游牧部族成为其附庸。居于北方的附庸部落失了财富,反得其游牧机动性优势,他们借此威胁中原王朝,于是以机动力来榨得财富的事重复发生。满洲政权是此历史循环的尾声:清王朝以旗制来分散蒙古草原部族,划分限定其区域,也削弱其机动性。

拉铁摩尔的游牧政权四阶段论:1.他们利用游牧武力控制与定居人群的贸易;2.以部族武力维持一个混合国家,从定居人群获得贡税;3.此政权统治阶层陷入维持战力与享受贡赋之两难境地;4.建国后第三或第四代时,此政权统治者已无法掌握军事优势权力,于是国家分裂,外围部族叛离。

拉氏提出“储积区”概念,来指代辽西、内蒙、甘肃与华夏相接邻区域,即长城沿线的边缘地带。他认为不但典型北方草原游牧社会源于此地带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后来历史上统一北方草原或南下统一中原的部族也多出于此,因而“储积区”可视为两个兴衰循环圈,北亚游牧世界与中原帝国发展关键。

草原帝国与部分中原帝国之兴衰皆源于“储积区”——整体而言,草原纯游牧是充满变量且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方式,因此草原部族经常会南下至此觅求资源。因此,“储积区”(reservoir)成为各种典范与秩序(草原与定居)的边缘或边缘交叠之处,历史变迁与战争多出于此。出于此地区的混合经济政权,由于有兼管定居农业与游牧社群的经验,常能建立起兼领中原与草原的大帝国。

拉铁摩尔: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的凝聚,极依赖他们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随之解体。缘由:草原游牧帝国凝聚需要有外来物资的挹助;外来物资在游牧政权中的层级分配,可强化各层级的领导威权。中原王朝也需要统一的北方游牧政权,与之妥善交往可以稳定其北疆。

历史本相与历史表相:历史事件,无论它们符合或不符合一些历史发展模式,都是一些历史表相(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它们产生于某种历史本相下人们的企图与行动抉择。

表相产生于本相(the 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本相也因表相而存在(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s)。历史事件(表相)遂深受历史本相影响,但在“人”的行动抉择下,其不尽然应和历史本相,偶尔违逆并修饰本相。

历史研究的一个要旨是在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与探索中,尝试认识造成历史事件的历史本相,以及更重要的,“人”在历史本相(也是社会现实本相)下的顺服、违逆等行为抉择。由此角度看,自战国至于明清,北方游牧世界与中原间发生史事都是一个历史本相的产物——即华夏的北方资源界限或边界。

这条东西绵延的资源界线(长城是其具体表征),造成中原帝国与其北方、东北方诸游牧部族间的互动,各方沿此界线展开历两千余年争夺与维护生存资源的历史。汉帝国与北方游牧部族间发生的战争、和亲、贸易、移民等事件,是此种历史本相形成后最早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即前称的历史表相。

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上,蒙古草原上不断出现大型游牧汗国,东北森林草原地区各部也常形成部落联盟,河湟及朵康地区之河谷、溪谷各部一直争战不休。以上所见循环、重复史事似乎显示,环境、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与社会组织之“本相”难以改变。

所有这些历史事件(北方蒙古高原、河湟及青藏高原东缘、东北森林草原),都因应着两个历史本相而生:一是蒙古高原、东北森林草原与西北高原河谷等地不同的人类经济生态;二是更基本的,中原王朝所维持的资源边界。

历史表相源于本相,并非说明表相(历史事件)不重要,相反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无论被记载与否)都强化、修饰或改变历史本相。这样的观点不同于历史循环论,它强调历史中“人”的行动抉择,即“人”突破环境、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等种种“结构”边界的意图与作为,能逐渐改变历史本相。

历史记载本身也是一种历史本相下的表相,它倾向于以定性化、模式化的书写(如正史、方志、族谱等文本),创造能强化此本相的历史记忆(上述文本分别强化中原帝国、郡县与家族之现实本相)。然而个人突破种种边界的行动抉择,偶然也出现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留下蛛丝马迹。

无处不在的边界: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范定在层层边界中,其中最基本的是我们所存在的空间(资源边界);其次是人们以普遍“结群”方式来分配、争夺与维护资源领域所造成的“边界”,如家庭、家族、部落、部落联盟间、国家间;此外还包括性别与阶级边界。种种边界的维持,也是维持一种秩序。

边界维持有赖于人类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制度、意识形态及其施于个人的威权,这是将个人约束在“边界”内最现实的情境与力量。边界维持又赖于支持此社会政治秩序的历史记忆;相信“历史”、生活在“历史”中,也让我们接受“历史”所造成的社会人群边界;边界的维持还赖于神话与宗教信仰。边界与秩序之维持,还有赖于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些历史叙事模式与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人们的社会性书写与行动的文化,产生合宜的、遵从种种边界的文本与行为。

游牧族群的“移动”:匈奴与西羌分别以“国家”、“部落”来维持各自资源边界,然而游牧人群的“移动性”常造成匈奴国破、羌部落解体。这样内在各部人群的“移动力”带来不稳定,也见于乌桓与鲜卑。然而,后者的“部落联盟”是一种容许某种程度移动(加入或迁出)的组织。

乌桓与鲜卑的部落联盟在空间上移动(由北向南或西迁)以追求更有利的资源情境,并纳入新盟友(西方草原游牧者或华夏边缘农人)。因资源空间及成员的改变,其部落联盟也常随之转变为草原国家,或成为统治华北的“华夏化”政权。以上几种“移动”,使得乌桓与鲜卑成为最成功的边界穿越者。

“人”的抉择:历史上许多人的抉择突破种种“边界”,使得“边界”成为“边缘”。边缘,指的是一种人群认同与文化边界模糊的情境。边界模糊,反使得人群认同与区分在此变得十分重要,因而与认同相关的历史与文化受人们争议、夸耀、攀附、模仿。

在北族与华夏之生活与文化交融中,华夏族群边界发生变迁。结合两帝的“炎黄子孙”概念在魏晋到隋唐间逐渐萌芽,但它并未完全取代“黄帝之裔”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时,上述两概念仍并行不悖。两者内涵有别:前者代表“边界”明确的华夏认同,后者是较能包容“边缘”的华夏认同。

并非所有人与人群都有同等抉择及跨越边界的能力,在多数情形下,社会群体组织、制度让人们受困于边界内,而对自身命运无法自主抉择。社会威权、奖惩、规训都让人们畏惧、屈服而难作突破边界之抉择。但更普遍的是接受社会所建构的神话、宗教、历史知识、道德规范、舆论等,人们因此安然处之;信仰与知识将现实变得理所当然,人们也因此接受外在宿命的安排。

我们对北亚游牧人群与汉帝国互动历史可以有新理解,这并非一个孰胜孰负的历史,也非一个狼与龙争的历史。而是被隔绝于华夏资源边界外人群集结为种种政治群体,以分享、竞争本地资源,或尝试突破此资源边界。游牧之“移动力”让他们有卓越战力,也使每一个游牧群体都面临“抉择”。

匈奴的抉择:匈奴国家(国家组织其内部阶序)严重妨碍基本游牧群体在其日常游牧生计中对“移动”自作抉择的能力,终于各个游牧群体的“移动”与“抉择”造成匈奴内部分裂。

西羌不同于匈奴,一个相当小的牧团也能对其与汉帝国间的战和作出自行抉择,因而所有应付汉军的部落联盟都是短暂、不稳定的。汉军很容易击败这样的羌人部落联盟,但其“胜利”并不能让羌人降服与归顺。落败羌人可以暂时性依附,也可以选择离去,加入另一个部落联盟,再投入下一次战争。

因此,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汉帝国将许多羌人部落移入关陇,就是企图以华夏帝国内既有的层层“边界”将羌人约束在帝国秩序中。然而最终,羌人的“移动”与“抉择”反而瓦解了汉帝国西北疆的一切边界与秩序,羌乱成为东汉帝国覆亡的重要诱因。

在长程历史上,乌桓、鲜卑一波波南下、西迁,其部落联盟也不断纳入新成员,并因此改变其社会本质。以现代话语来说,不坚守乡土,民族与文化等“边界”,让他们有能力跨越长城、渗透草原,打破胡汉间以及草原之胡与东胡间的边界,并在魏晋至隋唐时为华北社会注入新的血液。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