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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之一,敦煌文献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敦煌——四大文明的交汇地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部,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处在丝绸之路的三叉路口。从这里向东,通过河西走廊,可以跟内地长安联系起来。向西,可以和我国的新疆以及中亚、西亚、南亚直至欧洲地区联系起来,所以敦煌从汉代开始就一直是中西交通、贸易和文化的交汇之地。汉武帝以后,先后在这里建了两座关城,即玉门关和阳关。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季羨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莫高窟和敦煌文献就是这种汇流的具体见证。
古代的商人也是文化的使者。当经过长途跋涉的商人来到敦煌后,他们在精神上或心理上也需要有所寄托,于是莫高窟诞生了。莫高窟主要是佛教徒发愿、修行、礼拜的处所。莫高窟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其后经过千余年的连续修凿,现存石窟700余个,其中有壁画、雕塑的洞窟有500多个。敦煌石窟是融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的立体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百科全书。莫高窟是艺术家的圣地。如果搞艺术的人没有到过敦煌,那是不可想象的。
敦煌壁画是在洞窟四周所绘的佛画,包括佛教人物画、佛传故事画、供养画、装饰图案画等,内容丰富多彩。敦煌石窟现存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最大画幅达50平方米,是研究中国绘画史及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敦煌彩塑是敦煌石窟的主体,现存彩塑3000多身,既有三十多米高的巨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像,姿态各异。
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
宋代以后,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趋于沉寂。莫高窟在西夏之后很长时间里香烟冷落。
莫高窟后面是鸣沙山,风老是把沙吹下来,时间一长,就把很多洞窟的门口堙埋掉了。1900年6月22日,当时管理着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通过化缘得来一点钱,请了一些人来清除洞窟前面的积沙。当清除了第16窟前面的流沙时,墙壁上裂开了一条缝,发现了一个洞中之洞,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藏经洞!
藏经洞的发现“生不逢时”。1900年正好是八国联军侵略我国的时候。此前的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大沽炮台,7月14日攻占天津,8月16日攻占北京……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最不幸的年代。所以敦煌文献发现不久,就陆续遭到国内外探险家的垂顾。
最早来莫高窟盗宝的是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他于1907年3月到了莫高窟,以200两银子的代价,共得到了14000件左右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主要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  
第二个到敦煌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他熟悉中文。1908年2月25日,他到达敦煌莫高窟,在藏经洞中以500两银子的代价,挑选了7000多件敦煌写卷。现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伯希和是一个很有名的汉学家,他拿走的都是他精选过的卷子。伯希和以后是俄罗斯的东方学家鄂登堡。1914年到1915年,鄂登堡率领俄国第二次中亚考察队来敦煌活动,获得约18000多件敦煌写卷和绢画等艺术品。现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敦煌文献的总数大概是6万件左右。其中我们国家图书馆约16000件,英国13677件,法国7000多件,俄罗斯19460件。
此外,其他一些地方都有少量的收藏,包括浙江省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灵隐寺、浙江大学都有少量收藏。
藏经洞封闭之谜一直难解
根据敦煌文献的抄写时间,我们推测藏经洞的最迟封闭时间大概在11世纪初。至于封闭的具体原因,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外学者作过许多推测,主要可以分为“避难说”和“废弃说”。
所谓“避难说”,是说因为遭到某一外族的入侵,引起佛教徒的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措施。后来由于那些当事的和尚去世等原因,藏经洞就没有人知道了。至于具体到什么外族,有的讲西夏王朝,有的讲黑韩王朝,有的讲哈拉汗王朝,未有定论。
“废弃说”就是说藏经洞里的东西都是没用的东西。就像现在图书馆因为空间有限,要把一些过期书刊清理掉。所以有人认为当时是把一些失去实用价值的东西归置到了藏经洞内。但是这个说法也不是很可信,因为藏经洞里有很多宝贝,即使在当时来说,很多也都是很完整、很有价值的。所以“废弃说”也是说不通的。
敦煌文献的价值 1、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
中国的学术史,我们的历史,因为敦煌文化的发现,许多地方都要改写。莫高窟藏经洞相当于唐代的一座图书馆,敦煌文献的发现是近代学术史上最伟大的发现。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到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
2、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
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
  3、保存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
我想敦煌文献里大概有三分之一是世无传本的。其中包括大量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佛教佚典,许多古代典籍及公私文书。比如《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老子化胡经》、《秦妇吟》,很早都有记载了,但或没有流传下来,或没有完整的写本,或被疑为伪经。但是在敦煌文献里都看到相应的经本或写本。
4、有助于传世文献的校勘
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有助于了解古书原貌和真相。
李白的《将进酒》诗,我们读了一千多年,没有发现问题。我们知道,古诗都是讲究押韵的,而李白的这首诗经常换韵,韵脚不一样。李白的诗转韵时第一句的末字通常先押新转入的韵脚,以迎接下一段的新韵。但这首诗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句是一个例外,不合规律。敦煌文献中有三个抄本,此句皆作“天生吾徒有俊才”,则正合韵。
5、有助于解决许多疑难问题
由于时间的悬隔,或文献资料不足,古代的许多典章制度后人感到很隔膜,一些字词的来源今人也觉得不甚了了,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敦煌文献的发现,为我们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我国在敦煌学研究上曾经比较落后,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界急起直追,局面已大为改观。现在已形成了几个中心:一个中心在甘肃,在地理、壁画方面他们的研究居于世界前列;北京学者在敦煌的历史和民族语言研究上有很多杰出学者;浙江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上很有成就。现在可以说“敦煌在中国,研究也在中国”,我们绝大多数领域都已处在世界前列。
季羡林先生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全世界有几千名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所以它也已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浙江学者名人辈出
2000年,在《浙藏敦煌文献》的首发式上,香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对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等动情地说:“敦煌学在浙江!”这是对浙江省敦煌学研究的充分肯定。
浙江跟敦煌相距很远,却与敦煌有不解之缘。最早对敦煌藏经洞文献作记录、考订的,是浙江绍兴人叶昌炽。光绪三十年(1904年)九月五日,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中记载了敦煌藏经洞的写经和画像,并作了简要的考证。敦煌学界通常把他的这一记载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发端,因此敦煌学研究最早也是从绍兴人开始的。大学者罗振玉,上虞人,是最早注意到敦煌文献学的价值并呼吁要进行保护的,第一篇介绍敦煌学的论文也是罗振玉写的。
伯希和拿走敦煌卷子后,对敦煌卷子的价值如何心中没底,于是挑选了若干卷子来到北京,请罗振玉等品鉴。罗振玉看了这些敦煌卷子以后,发现其价值不得了。他得知敦煌藏经洞里还有一些卷子,马上告诉当时的学部,建议把这些卷子从甘肃运到北京。当时的学部、京师大学堂都不肯拿钱出来,罗振玉急了,说:“若大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当时,罗振玉是大学堂农科监督),即予俸亦可捐充。”事情才得以办成。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是杭州人常书鸿。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莫高窟坚守了四十年,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姜亮夫先生跟常书鸿很相近,他去巴黎攻读博士学位,看到敦煌这么多宝贝都在国外,书也不读了,整天在法国、英国的图书馆里抄写敦煌卷子,回国以后就把手抄的东西整理出来。姜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之一。
然后是蒋礼鸿先生,浙江嘉兴人,生前在杭州大学任教,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先后增订过5次,是敦煌文献研究者人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所有敦煌学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书。
现在,浙江的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发扬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整理方面的传统优势,正在编纂集大成的《敦煌文献合集》。这一项目的完成,将是浙江儿女对敦煌学的又一贡献。(本报记者
陈骥 整理)2008年8月20日

以前,我很少听讲座。

自从大前年,文博会筹备,召开,听的机会多了起来。

印象深的几次,都和敦煌有关。

2015年,在莫高窟数字中心,敦煌文化驿站,聘请中国著名地理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葛剑雄教授,为中外游客和文化界人士,免费讲述敦煌历史文化,而后在同一地点,又是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讲敦煌音乐舞蹈。

2016年,文博会期间,受邀参会的军旅作家王树增,在文博园里,做题为“远征 
历史 
记忆”讲座,为我们重新翻开革命历史画卷,重述红军长征,和今日丝绸之路重启意义。

2017年9月,著名作家吉狄马加、阿来、戈舟、郭文斌,又在文化馆的读者见面会上,谈敦煌文化发展和写作,以及记录历史,写作者的时代责任和担当。

就在前不久,12月22日,著名敦煌学专家、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先生,又讲“敦煌历史文化与丝绸之路”。

耳福不小。

当时的情况是听者爆满,图书馆那么大的报告厅,根本坐不下,只好临时添加座椅,几个走道里,边边角角,几乎没有空地。

看来,不仅仅是我,许许多多敦煌人,外来者,都对敦煌丰富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

面对生我养我的这片热土,说实话,了解的很片面,以至于急忙之下,能讲述的非常有限。

要说了解敦煌,早在30年前,遥远的八十年代,金秋十月,刚出校门,就听张仲先生讲敦煌历史,他可是敦煌市志编者之一,当时也到莫高窟实地参观,看了很多洞窟,做了笔记,后几经辗转,早已遗失。

近几年有关敦煌,丝绸之路讲座,除非外出,不曾错过。可以说每次听,都有新的内容,新的收获,即是大多遗忘,总有星星点点,留在脑海中。它们怎么说呢,在我心灵的高地上,正在一层芦苇一层土地垒起,加厚,变高,变得立体,有看头,也有回味头。

这样的我,冬至这一天,也是专心倾听,生怕漏掉重要的信息,我知道好多人,因为上班没法来听,十分遗憾,我则心满意足,就像哪本书上说的,像个丰收了的农民,穿着簇新的衣服,高高兴兴地乐呵。

在已知历史史实里,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比如王圆箓所建千相塔,损毁,功过。比如藏经洞里的《金刚经》,如今在大英博物馆为镇馆之宝,再比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涂。”和出土文物的联系,比如长安___天山廊道,又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比如一带一路实施,丝路沿线国家,已经和我们签下的协议,以后的合作,发展。

冬天这里并不寒冷,这一个个消息,如同春天的信使,轻巧活泼的展现在眼前,让人心生希翼、快活,以及感激。

习主席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至今,仅仅过去了四个年头,我们敦煌,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被定为文博会的永久会址,这些好消息,一件件向我们涌来,真有应接不暇之感哦。

可是两个半小时的讲座,我听得心悦诚服,专家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不时回荡在报告厅的,是久久的热烈的掌声。

其它听众,也如我一样,如沐春风。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那种整装待发,那种磨拳擦掌,雄心顿起,想尽最大的努力,为家乡干出点啥的愿望,特别强烈。

关于丝绸、飘带,关于菩萨、观音,关于彩塑、木结构,关于复兴、发展,这些优美的语词,从严谨的学者口中吐出,当真如口吐莲花,满室馨香。

这样的时候,我呆呆的坐在那儿,还没有听够,还想再听。

对脚下的土地,滋生出特别复杂的感情,伟大的时代,伟大的决策,是地处边远的西北小城,变得越来越美,文化气息浓厚的化都化不开,各种讲座、展览,层出不穷,国外的,中国的,本土的,外地的,我方唱罢你登台,一派红火景象。

我的手太慢,记录的太有限,精心准备的文化大餐,让我手脚忙乱,还没把上一句要紧的话记全,下一个更精彩的内容又纷至沓来,我在这样富有知识性、趣味性的讲述中,听得醉了。

还有那些精美图片,来自其他国家博物馆或图书馆,藏经洞中经卷,隔着千年历史,出现在眼前,展示的壁画,经卷上的文书,都非常清晰,这样图文并茂的讲述,同时给人视角和听角的双重感受,印象更深,这是我最喜欢的。

冬天的敦煌,自然夺去绿色,花朵,可我们的心里,春光明媚。对美的追求,对历史的着迷,对未来的乐观,让我笑逐颜开,只想歌唱。

在家乡听讲敦煌,是回顾,更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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